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

丁俊萍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概念。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阶级属性，是这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体现。正因如此，

 由于党的建设任务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党性的内涵表述也带有时代特征。基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把握“党性”概念的变迁演进历程，有助于获得对于“党性”深刻意蕴的完整认识，进而从中获得现实启示，助力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性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结合具体社会历史背景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使用“党性”概念的情况，对于进一步深化党性理论研究、促进党性教育实践工作、更好地完成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及其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初步提出并使用了“党性”概念。学术界普遍认为，在现已整理出版的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前后3次直接使用“党性”一词，虽然他们并未对这一概念作出明确定义，但概念运用之中蕴藏的深邃思考依然可以为廓清“党性”的原初概念和基本范畴提供重要指引。 

　　（一）“党性”是指思想观点所应具备的建立在科学研究根基上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 

　　1845年秋，恩格斯在撰写《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一书结束语时第一次使用了“党性”概念，用以批判空谈“人性”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写道：“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的理论没有党性、‘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有人却想用这些无聊的东西使德国走向革命、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在这里，恩格斯批判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党性”，从现象层面讲，是指这种自诩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却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此外，在表述任何理论观点都必定具有一定阶级立场这个客观现象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使用过“党派”一词，例如恩格斯指出，“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显然这里的“党派”实质上是指理论观点所具有的“党派观念”，即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这与“党性”概念意蕴相通。 

　　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层面上使用“党性”概念时，主要是指思想理论观点应具备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但这种立场必须以坚实的科学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必须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只有坚持和发展真理，在理论上足够清醒，立场才能坚定，党性才能坚强。为了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必须自觉“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因此，注重理论研究和思想教育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教育的基本举措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不但十分注重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原则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广泛在欧美各国传播先进革命思想，而且还撰写了一篇篇战斗檄文批判和反击各类错误思想流派，这些举措坚持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党性”立场，并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二）“党性”是指革命者所应具备的阶级意识与个人修养 

　　1852年11月17日，鉴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遭反动政府破坏、基本上已无法正常进行活动这一实际情况，马克思提议解散了同盟。但在同盟解散后，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一部分老盟员依然坚持带领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853年3月10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此时“党内”的情况，他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一定要更新我们党的成员”。他逐一评价了此时党内主要成员的状况。其中在谈到拉萨尔时讲到：“拉萨尔虽然‘但是’很多，却是坚强而精力充沛。”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评价道：“除克路斯以外，拉萨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而他在为公的借口下总是醉心于一些卑琐的杂念和私事，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此，恩格斯第二次直接使用了“党性”一词，结合前后文语境，这里的“党性”显然与“坚强”“精力充沛”“抱负”具有同样的词性，即用来表述个人的品性修养。 

　　拉萨尔在历史上作为德国工人运动机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严肃批评，但他在1854年帮助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胜诉离婚财产纠纷案并为自己挣得大笔财富之前，也的确曾积极投身于德国民主革命事业，即使在同盟解散后、面对普鲁士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时，他也依然坚持组织开展革命斗争，这种革命毅力一度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评价尚未完全堕落成为机会主义者的拉萨尔时，用“有党性”赞赏其顽强的斗争意志、坚定的阶级立场，当然是合理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党员个人品性修养层面使用“党性”概念时，主要是指革命者所应当具备的坚定的阶级立场、顽强的斗争意志、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充足的革命热情。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革命者必须在严酷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保有革命的立场和意志，在他们指导下形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在其“第二条 盟员的条件”之中就对同盟成员提出了七条原则性要求，尤其是要求盟员“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上述目标”，即“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并且还要求盟员“具有革命毅力和宣传热情；承认共产主义；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等，这些要求均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党员“党性”的原则性要求，也为我们深刻认识党性教育、加强党员党性修养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党性”是指革命政党所应具备的阶级立场 

　　1863年1月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介绍了法国工人运动和布朗基派的近况，并第一次直接使用了“党性”一词。他写道：“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甚至象卡诺和古德肖这样的人，都声称在最近的运动中必须推崇布朗基。”这一时期，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是法国工人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派别，前者持阶级调和论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后者则明确要求开展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这里，马克思使用“党性”一词描述法国社会党的状况，显然是指此时布朗基派在与蒲鲁东派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彻底的无产阶级斗争精神和一致的无产阶级立场成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流，恰是这种鲜明的阶级性也即“党性”，使法国工人阶级在团结一致中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政党组织层面使用的“党性”概念，主要是指这个政党组织必须具备鲜明的阶级性和战斗精神。但是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此处“党性”中所指的“党”，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共产党，而是指一般的工人政治团体、工人政党或者说是此时的“无产阶级政党”，即此时的布朗基派，也包括此前英国的宪章派、法国的四季社、德国的正义者同盟等。 

　　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与一般的工人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有何本质差别呢？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860年2月29日《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一信中曾这样答复：“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党’就是指八年前便已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马克思所言的“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一般工人政党的本质差异。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党。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之中，无论是宪章派还是布朗基派，甚至包括由他们一手改造和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些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在实践中都并非他们所言的“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这些“党”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政党组织发展演进的阶段性产物，远不足以称其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才会有“我们根本不曾有过任何党”的表述。与之相对应，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用来评价布朗基派的“党性”一词，基本是指“阶级性、无产阶级立场”，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体现”，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党性”概念的原初语境，简单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党性”概念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否则将会混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一般工人政党的差别。 

　　（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性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廓清了“党性”的最基本范畴，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的核心意涵是“阶级性、阶级立场”，“党性”主要用来表述理论观点、党员个人和政党组织所应当具备的自觉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这是他们关于党性论述的侧重点。他们主要是在与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思想流派的论战中使用“党性”“党派性”等概念，以此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立场，相较而言，从政党组织维度和党员个人修养维度的论述并不是重点。 

　　这一鲜明特点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密切联系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的剥削超出了一国范围，所以，必须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共同斗争，才能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为此，他们当时力求把英、法、德、比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工人和社会主义团体中的先进分子联合起来，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性的共产主义政党，以便领导各国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历史地看，马克思、恩格斯所担负的最为重大的使命正在于创立、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全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在这种背景下，由他们创立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共同特点就是贯彻国际主义精神，以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为重点任务，谋求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水平，促使各国无产阶级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阶级联合。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性的论述必然以“阶级性”为核心、以强调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立场为侧重点。 

二、列宁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及其特点 

　　列宁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性的重要思想，他使“党性”一词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要概念。据考证，在现已整理出版的文献中，列宁总计260余次直接使用“党性”一词。列宁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不仅奠定了“党性”概念的主要范畴，其中还蕴含着较为系统的党性教育实践举措。 

　　（一）从理论观念范畴把握“党性”：“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根基，因而列宁首先是在哲学领域阐释“党性”，即认为一切思想理论必然具备一定的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必须贯彻唯物主义原则、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1894年底至1895年初，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中批判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所谓“客观主义者”对于俄国民粹派的攻讦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党性”一词。他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这里的“党性”，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绝不空谈超阶级的“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他们总是贯彻唯物主义的原则，“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正是列宁哲学党性思想的直接来源。 

　　1908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马赫主义的唯心史观并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时，沿用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过的“党性”和“党派”术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哲学党性原则。他指出：“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意识形态。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哲学党性代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哲学派别之间无法调和、不可超越的对立和斗争，其实质是革命的现代无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马赫主义者妄图走“无党性”的超乎客观实际的第三条道路，其结果就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之中。列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核心就在于他们始终坚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于这一原则的坚持就是哲学党性原则的精髓。 

　　在明确哲学党性原则的同时，列宁还指出，其他社会科学同样是有党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一例，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正是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消除资产阶级学说的反动倾向、贯彻唯物主义的路线并坚持与反动势力及其错误思想坚决斗争。 

　　列宁不仅提出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有党性的重要思想，并且十分注重加强全党的理论研究与思想教育工作以强化党性教育工作。首先是强调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坚决、公开和无情地开展同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斗争，以此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加强党内的思想统一。正如列宁所言，“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其次是明确指出党的出版物必须有严格的党性，必须毫不动摇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列宁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中强调：“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出版物不得存在。”而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即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通过每篇文章、每句话、每个词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把报纸和杂志变为共产主义斗争的武器，毫无疑问是坚持和贯彻党报党刊党性原则的典范。最后是注重组建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他于1918年5月和6月分别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两个重要文件，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于1918年10月1日正式成立，这个机构对于提升党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党性修养具有重要作用。 

　　（二）从政党组织范畴把握“党性”：必须由“涣散时代”“小组时代”迈入“党性时代” 

　　着重从组织形态维度阐释“党性”是列宁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党性思想上的鲜明特色。在列宁的话语体系中，“党性”逐渐超出“阶级性”的原初基本范畴，具体化为表征和捍卫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所具备的“先进性、纯洁性和组织纪律性”这一基本特征与内在属性的专有术语。 

　　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批判孟什维克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阐发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时，明确从政党组织范畴使用了“党性”概念。在他看来，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正确路线的“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列宁用“涣散时代”“小组时代”描述俄国党的早期幼稚状态，“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针对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正是希望在革命风暴前夜依然坚持谋求建立一个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的政党，列宁明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所真正需要的是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党，这即是“党性时代”的党。可见，在列宁的话语体系中，“党性”已经被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应当具备的高度组织纪律性。 

　　1905年，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进一步丰富了他关于政党党性的思想。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列宁分析到，由于俄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且沙皇反动压迫日益加剧，群众为反抗压迫形成了各类或临时或固定的组织形式，但这些组织并不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表面上来看似乎也不由资产阶级政党或者社会主义政党所直接领导，因而被称为“非党组织”，人们常常将非党组织的目标理想化，这就产生了超阶级、超党派、全民性的“非党性”。针对这种现象，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严格的党性原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领导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列宁不仅从理论上厘清了政党组织维度“党性”的主要范畴，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巩固和增强政党党性的重要举措，这对于加强党性教育工作尤其具有参考意义。 

　　首先，坚持和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必须坚持党的领袖集团的集中领导，将党内的一切力量团结在“党的路线”之下。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派仍然应当是保卫党性和党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先进战士，它在今后保卫党和党性的斗争中的任务是全面地、有效地支持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只有全党的中央机关才能成为党的路线的有威信、有力量的代表者，而只有通过党的路线才能把一切真正保护党的和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分子团结起来。” 

　　其次，必须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加强党的纪律。列宁指出，“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正是“党性时代”的特点，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由“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并具备严密的地方组织网络，坚持民主集中制并坚持“极严格的纪律”，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称之为具有坚强的党性、才能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 

　　最后，必须教育和争取无产阶级群众并坚持对各类非党组织的领导权。列宁明确指出：“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也不应当削弱我们的严格的党性，无论何时何地也不应当忘记而且不容许忘记，无产阶级中的对社会民主党的敌对情绪是无产阶级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残余”，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持“尾巴主义”倾向，必须时刻注意以先进理论教育广大劳动群众，提高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觉悟，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才有现实依存。同时，列宁也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持“关门主义”倾向，党员应当参与到各类群众组织和非党合法团体之中并建立团结一致的支部，以便于在这些组织内部施加政治影响，这是实现党对非党组织领导的重要基础，也是保持党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进而保持党性的必然要求。 

　　（三）从党员品质范畴把握“党性”：党员应当具有“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 

　　列宁不仅从理论观念和政党组织范畴论述了其关于党性的重要思想，并且还将抽象的党性理论细化为党员个体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就形成了“党员党性”的核心范畴。 

　　首先，“党员党性”是指党员“绝对服从党”。列宁指出，党应当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党的力量绝不是简单的算术数字，它首先取决于党的成员的坚定性，取决于内部的团结。俄国党之所以能够在反动政府残酷压迫之下坚持并发展起来，正在于党员“有严格的党性，他们绝对服从党”，正在于党员对于党的纲领、章程、纪律的绝对服从。同时，在列宁看来，绝对服从党的这种党性要求，也意味着党员必须使个人的事业服从于党的事业、服从于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他认为党员应当具备“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党员个人的工作和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其次，“党员党性”是指党员“始终忠于党”。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正在于它“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而“党员的忠诚是我们实行和保持我们最严格的纪律的基本条件”，同时，“始终忠于党”也意味着始终忠于党的指导思想，因为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忠于真理的理论自觉，党员就不可能真正产生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 

　　最后，“党员党性”是指党员必须坚定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列宁明确指出，“我们维护党性是有原则的，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为了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是为了最最明确地进行阶级组合”。他号召每一个党员“不要忘记，他们还代表着全体农民，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即全体人民反对其敌人的需要和利益”，“不进行斗争就不能执行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执行多数人的意志，就谈不上什么党性”。从这个角度上讲，能否始终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斗争，是检验一个党员党性的“金标准”。 

　　为增强党员党性、加强党员队伍的建设，列宁主要提出了两个方面举措。一方面是着力加强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并鼓励党员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坚强党性。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列宁高度重视党校的建设工作，党校和共产主义大学成为提高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水平的重要阵地。同时，列宁要求党员“竭尽全力并密切注意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要见诸行动”。他明确指出：“最积极、直接、公开地参与自己党的（不仅是它的杜马党团的）各项工作，是一个人有党性的标志”，增强党性必须体现为实际的行动。另一方面则是严肃党的纪律，坚决将有损党性要求的“坏分子”清理出党。俄国十月革命后，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出于“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目的，许多心术不正分子混入党内。鉴于这种情况，列宁强调，必须“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布尔什维克党绝不能只追求扩大党的规模，必须注重提高党员质量。列宁领导开展了清党运动，强调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四）列宁关于党性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总的来讲，列宁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党性思想的科学继承和系统化发展。列宁在坚持“阶级性”这一原初内涵的基础之上明确了党性在理论、政党、党员三个主要维度的深刻意蕴。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致，列宁对于“党性”概念的运用同样有其鲜明特点，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侧重于从政党组织维度运用“党性”概念，这一特点是由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所决定的。俄国沙皇专制政府兼具帝国主义垄断性和封建农奴制残余，在这种“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反动政府的残酷压迫下，俄国革命的斗争形势异常复杂严峻，俄国党被迫长期在“非法”的秘密状态下进行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党员能否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能否具备极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组织能否始终保持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直接关系着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关系着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极其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极其重大的历史使命，均要求列宁着重回答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时代之问，由此也就决定了列宁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尤其侧重于政党组织维度。 

　　另一方面，列宁关于党性的论述呈现出阶段性特点，这一特点与俄国革命的阶段性任务要求密切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摆脱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曲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层面的指导地位，因而列宁早期对于“党性”概念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其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尤其是1903年党的二大之后，俄国革命的重点任务已经逐步转变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并以此作为先锋队来引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因此列宁中期对于“党性”概念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其对于党内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派别的批判上、体现在其关于党的组织纪律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略上。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布尔什维克取得执政党地位，列宁后期对于“党性”概念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他关于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一系列论述中。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关于“党性”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性观的思想理论基础，其中的思想精髓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百余年征程中显示出强大的理论伟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在理论维度上提出了“党性教育”“党性锻炼”“党性修养”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党性教育思想，在实践维度上创造性地采取了整风运动这一大规模党性教育形式，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通过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三反”运动等来解决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加强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加强党内教育、注重制度建设、推进反腐倡廉等多方面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守正创新，在理论层面上形成了新时代党性教育的系统理论，在实践层面上着力开展系列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制度层面逐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党内存在的党性不纯现象大为改善，党性教育取得显著成效。 

　　新时代新征程上，为进一步促进党性教育提质增效，必须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性重要论述所蕴藏的思想启示。 

　　首先，必须注重加强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是加强党性教育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变化，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党性教育，必须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学习贯彻其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主题主线，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意志。 

　　其次，必须注重站稳政治立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伟大事业，必须有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具备坚强党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核心，这同时也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方面，这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高政治站位，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实干精神，提高自身把握民心、了解民意、汇聚民智的群众工作本领。另一方面，这也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在党性教育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增强纪律规矩意识、自觉做到遵纪守纪、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最后，必须注重提高党员队伍质量，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党员是党的肌体和细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中去，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也必须通过千千万万的党员体现出来。因此，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在党员干部选育用各环节坚持党性标准；必须建立健全党性锻炼体制机制，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党员干部的实际能力和斗争精神；必须健全新时代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组织培训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结合网络时代特点创新培训方法。

来源：《干部教育研究》2025年第1期（2025年2月20日出版）

丁俊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的建设专业研究生何炫达对该文亦有贡献。